泰坦尼克号上的人性拷问

泰坦尼克号的故事，因为好莱坞的加入，变得风靡全球，尽人皆知，但却另有隐情。

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教授，著名社会学家戴维·波普诺在他的《社会学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……不幸的是救生船不够。尽管很多人（超过1500人）遇难，但乘客注意遵守“优先救助妇女儿童”的社会规范，使得英国公众和政府面对这一巨大灾难，“可以找到一些安慰”——统计数据表明，“乘客中69%的妇女和儿童活下来，而男乘客只有17%得以生还”。

这是英国人献给世界的一条活生生的文明守则。

但如果波普诺的分析到此为止，他的社会学大师地位显然将是不确定的。他必须再往前走一步。波普诺写道：“我们发现三等舱中的乘客只有26%生还，与此相对应的是，二等舱乘客的生还率60%，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。”“轮船的头等舱主要由有钱人住着，二等舱乘客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职员和商人，三等舱（以及更低等）主要有去美国的贫穷移民乘坐。”

这是人类社会更为强悍的另一条规则。于是，波普诺毫不客气地修改了曾使英国人颇感“安慰”的“社会规范”：“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：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儿童优先。”

财富、权势和声望，曾经并继续左右着我们的生存规则。它像浮游于北大西洋的巨大冰山既是长期聚敛的文明结晶，也是冰冻三尺的文明赘痈，却只有八分之一的山体裸露着。危机一刻，它是灾难以外的全部冰寒。